过盈联接刀杆波动比凯发网址是多少曲率中心点曲线齿侧间隙公称应力直线运动动密封平口不确定性不是个好词。它传递的语境是：不确定性来了，我能有什么办法？或者说，就这样吧，只能如此啦。

　　当不确定性反复出现时，我们需要一个对待它的方法论，一个结构性的处理方法。

　　德鲁克的《有效的管理者》看过多遍，印象最深的是“决策五要素”中的“问题的性质”这一段。

　　解决问题，首先是确定“问题的性质”，然后确定“问题的边界”，最后才进入解决问题的轨道。这是非常重要的思考逻辑。一般的问题思维，就是直接进入解决问题的轨道。

　　问题的性质是一个重要的结构性思考逻辑。一般来讲，说到不确定性，好像天然有例外特质，特殊对待。

　　德鲁克讲“问题的性质”，重要在于找到问题的“经常性”，特别是被特殊性、偶然性掩盖的经常性、规律性。

　　问题的性质，恰恰可以把问题分类对待，结构化思考。这样就进入了规律化逻辑。

　　按照德鲁克的说法，决策的第一要素是划分“问题的性质”。那么我们不妨划分一下“不确定性的性质”。

　　一是大环境方面的不确定性。如贸易战与脱钩、新冠、俄乌战争、大平台挨罚等。

　　美国开始打压中兴，然后打压华为，贸易战，看似偶然事件。美国打压中国崛起，这是必然。

　　贸易战与脱钩问题的“性质”：打压中兴为首次发生的经常性事件，属于德鲁克讲的第四类问题。

　　从人口规模及地缘政治角度，真正对美国形成挑战只有中国、未来的印度、俄罗斯、团结的欧盟。

　　要么冷战，要么热战，要么和平演变，要么内部分裂。所以，俄乌战争是德鲁克讲的第一类问题：真正的经常性问题，发生的个别问题，只是一种表象。

　　AT&T曾经提出“人人拥有一部电话”的理想，这与马爸爸“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的理想相似。但是，后来AT＆T主动解体了。

　　近100年前，美国AT&T总裁费尔先生，在任20年只做了四项战略决策，但每一项都影响深远，能够带领AT&T走向未来。这四项战略决策就是他长期思考的成果。

　　一家电话公司当客户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以后，面对的就不再是一个经营性问题，而是一个社会性问题。那么，经营这项业务的民营公司应该如何做才能不被收为国有？最后他做出了两项重要决策：第一，贝尔电话公司必须预测并满足社会大众的服务需求；第二，把公司纳入公众管制的管控机制。

　　20世纪70年代，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受邀给AT&T写了一份报告，报告的结论出人意料：AT&T自动解体。多年以后，AT&T自动分裂为几十家相互竞争的公司。

　　我的结论是：平台挨罚是长周期发生的经常性事件。当托夫勒的报告提交给AT&T董事会时，董事会内部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任何胸怀理想的社会性公司，当它的使命达成时，它有可能转向它使命的对立面。

　　从历史看，有比新冠更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新冠似乎是长周期的经常性事件。但新冠恰恰是孤立的特殊事件。但从商业角度讲，这么长时间的防疫，绝对是德鲁克讲的第三类问题：真正偶然的特殊性事件。虽然可以预见口罩长期化，但一定不是趋势性事件。

　　短视频、直播增加的流量，是图文流量的下滑。因为国民总注意力已经被各类数字化平台的流量瓜分完毕。

　　也就是说，注意力表现形式的替代是经常性事件，表现形式是特殊事件。在任何一个表现形式上的落后，可以在另一个表现形式上追赶。

　　B2C数字化只是数字化的开始。数字化是一个趋势。B2C数字化包括图文、O2O短视频、直播等。这些都是在B2C里面的流量转换。

　　B2C数字化以后是什么？曾鸣在《智慧商业》中说是S2b2C。最后是C2B。

　　我认为的顺序是：第一是平台数字化；第二是渠道数字化；第三是全链（研发、生产、供应链、渠道）数字化；第四是物联网。C2B是理想，难实现。

　　按照德鲁克的问题分类标准，是经常性的问题。关键不是数字化，而是把握数字化依次展开的顺序，以及临界点节奏。

　　新消费是消费升级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创业者借助资本和互联网突破传统巨头形成的消费升级。

　　中国经济赶上了工业社会的尾巴，这是有路标的追赶时代。同时，中国又与信息社会无缝衔接，站在信息社会的潮头。

　　一个新时代的开启，大量不可预知新技术、新商业模式出现。这是经常性的，不是不确定性。

　　对于各类新赛道，表现形式有差异。2C赛道，符合传统商业的“三四律”，机会可能就那么一次。

　　德鲁克厉害的不是结论性知识，而是分析逻辑。“问题的性质”作为决策五要素之第一要素，就是一个分析问题的逻辑。

　　德鲁克关于“问题”的性质，是以经常性与例外性为维度分类。我倒是更关注另一个维度分类：趋势与干扰。

　　引领社会前行的是趋势，但趋势早期在冰山之下，受到关注时看到的是冰山一角，其实趋势已经不可阻挡。

　　比如新冠的影响，可能出现消费降级，消费降级不可能是社会发展趋势。那么社会发展趋势是什么呢？是消费升级。消费降级形成了对消费升级的干扰。

　　德鲁克在讲问题性质的时候，引用的案例更多的是趋势。可是普罗大众及媒体在关注问题的时候，多的放在了突发性的干扰问题。

　　对干扰性问题的关注，如果是经常性的，就要形成惯例。若是偶然发生的，那就发生了再说。

　　这几年有一种趋向：对干扰性因素的关注超过了对趋势的关注。或者把干扰当做趋势，忘记了真正的趋势是什么。

　　2022年11月中旬在厦门参加华润啤酒大会时，这个体会特别强烈：在消费降级的氛围下，华润啤酒竟然喊“决战高端”“最后一战”，没有忘记趋势。

　　如果要讲商业大环境的相似性，建议大家关注100年前美国无线电发明时的商业变迁状态。

　　互联网领域的进展，可以参考的是100年前美国无线电发明以后对商业的影响。这是唯一可以与互联网创业潮相比的技术突破，其特点是不知道技术在哪里突破，但肯定有突破。

　　美国HP公司创始人创业时，其导师（后来的斯坦福大学副校长）提醒他：无线电领域的创业都基本上不懂无线电专业。而他们是有专业优势的。HP的导师后来成为美国硅谷的创始人。可见，技术突破和商业模式创新交叉展开。

　　中国处于信息文明商业创新的潮头，出现大量第一次遇到的问题，是以后经常呈现问题的前兆。

　　从长周期看，不确定性，要么在此之前有前兆，要么不确定性是另外系列事件的前兆。